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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先生與簡帛學:重估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度

2019-04-08 03:09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李學勤(左二)研究團隊正在研究清華簡 資料圖片

  【學人追憶】

  簡帛學是在20世紀興起的一門新學問,它以地下發現的簡牘、帛書為研究對象。近代以來的簡帛發現,以20世紀初在西北地區獲得的漢晉簡牘為始。這些簡牘的數量雖然不多,內容也以邊境屯戍機構的行政文書為主,但已經被王國維先生視為可以與甲骨文、敦煌卷子和明清檔案并列的四大新發現之一。在此之后,不僅在西北地區發現了更多的漢晉簡牘,而且在湖南、湖北、山東、河南、河北、安徽、江蘇、江西等地也發現了多批戰國至魏晉時期的簡牘和帛書。這些新發現的簡帛材料無論在數量還是在內容的重要性方面,都遠遠超過了王國維當年見到的漢晉簡牘。

  誠如王國維所說,新發現往往會帶來新學問。20世紀簡帛新材料的不斷發現,吸引了許多學者投身簡帛研究,使簡帛研究發展壯大為“當代學術之顯學”(饒宗頤先生語)。許多前輩學者為簡帛學這一新學科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李學勤先生就是其中甚為突出的一位。

  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李先生就已經對楚地發現的簡牘、帛書作過精到研究,特別是1960年對楚帛書十二月名的釋讀,迄今仍然是楚帛書研究史上令人贊嘆不已的一次突破性發現。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先生對秦漢簡帛和戰國竹簡作過許多具有開創意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去世前的十余年里,先生幾乎將全部精力傾注在清華簡的保護、整理和研究上。從2010年開始,他領導的團隊以每年推出一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速度,及時向學術界通報最新整理和研究成果。可以說,簡帛學與先生一生的學術研究相始終,在他的學術體系中占有甚為重要的地位。先生的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時代、重寫學術史等重要學術主張的形成和提出,與他的簡帛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為了更好地了解和認識先生留下的學術遺產,有必要對他的簡帛研究略作回顧。

  

  李先生向以博學多識、精力過人著稱,在簡帛整理、簡帛研究、簡帛學的學科建設等方面都做了許多重要甚至是無人能及的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李先生一生細心整理過的簡帛材料很多,包括楚簡、秦簡、漢簡,以及漢代帛書,內容涉及戰國秦漢時期的各類書籍,以及多種秦漢法律文獻。他參加并定稿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早已被學界公認為整理秦漢簡牘的典范之作。他晚年主持出版的八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因速度快和質量高而享譽學林,堪稱戰國竹簡整理方面的經典之作;在馬王堆漢墓帛書、八角廊漢簡的整理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貢獻。

  李先生在學科建設方面也頗為用心,為簡帛學的興盛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很早就提議將簡牘和帛書一并進行研究,力主將簡帛學建設為一個專門學科,并提出簡帛學可以分為簡帛書籍研究和簡牘文書研究兩個分支;他與謝桂華、林劍鳴先生創辦并主編《簡帛研究》雜志,專門為簡帛研究成果的發表提供園地;他提議并支持謝桂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簡帛研究中心,倡導并組織跨單位、跨學科的簡帛研讀班,為簡帛研究培養后續人才,擴大影響。像《簡帛研究》這樣的刊物、簡帛研究中心這樣的機構,當時在全國都沒有先例,其示范和推動作用甚為明顯。簡帛學在今天能夠成為一門很有影響的學科,與先生當年的遠見卓識、周密籌劃和有效推動有著密切的關系。

  李先生在簡帛學上的主要貢獻,當然還是體現在對簡帛文獻的研究上面。他素來主張將簡帛書籍和簡牘文書分開研究,比較而言,他更偏愛和重視簡帛書籍研究。這是因為目前所見簡帛書籍的抄寫年代大都在戰國至漢初,正好屬于他一生重點關注的中國古代文明的早期階段,并且其內容大都關涉中國古代文明的主體或核心部分,因而成為他研究和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最佳材料。而以居延漢簡以降的漢晉簡牘為主的簡牘文書,從書寫年代到主要內容都與先生特別關注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已有一定距離。他雖然對其也作過研究,且頗有貢獻,但畢竟不是他的研究重心了。

  李先生分析和討論簡帛書籍的成果甚為豐富,在廣度和深度上多有超越前人和時賢之處。如果按照《漢書·藝文志》對西漢皇家圖書的分類原則,戰國秦漢時期的簡帛書籍大致可以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類。先生以其精湛的學養和不懈的努力,對這六類簡帛書籍都作過程度不等的研究。

  李先生對簡帛六藝文獻的關注,大致是從參加馬王堆漢墓帛書的整理開始的。先生本來主要負責整理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數術、方技類文獻,但是因為其中的帛書《周易》經傳與古代文明研究關系重大,所以他一直甚為關注。為了充分認識和挖掘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的價值,他除了重點研究帛書《周易》經傳本身以外,還從更多方面對《周易》經傳中的種種問題進行探討,完成并出版了《周易經傳溯源一一從考古學、文獻學看<周易>》一書。后來又增補了包括上博楚簡、雙古堆漢簡《周易》在內的新材料及相關研究成果,將其擴充為《周易溯源》一書,為《周易》經傳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上博楚簡中的《詩論》一篇,對研究古代的《詩》學流傳具有重要價值。先生連續撰寫了多篇專門討論《詩論》的文章,內容涉及《詩論》的文本復原、《詩論》的性質及《詩》學的流傳等重要問題。這些討論《詩論》的文章,多數已經收入其論文集《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之中。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雖然目前還沒有全部整理公布完畢,但從已經發表的前八冊整理報告看,其內容以經史類文獻為主,大都屬于《漢書·藝文志》所說的六藝類文獻,其重大學術價值現在還難以準確估計。可想而知,以經史類亦即六藝類文獻為主的清華簡,在先生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是何等的重要。事實上,他晚年幾乎將整個生命都奉獻給了清華簡。在整理清華簡的繁忙工作之余,他又以極大的熱情對清華簡的內容進行研究,幾乎對已經發表的每一篇重要簡文都作過專門分析。這些具有開創和引領意義的成果,大都已經收入《初識清華簡》《夏商周文明研究》《清華簡及古代文明》等論文集中。

  李先生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討論過信陽長臺關楚簡的學派性質,開始關注并研究簡帛諸子文獻。后來,他又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出土秦漢簡帛中的諸子文獻作了更為全面和深入的討論,尤以對馬王堆帛書《五行》《老子》《黃帝書》,八角廊漢簡《論語》《文子》,張家山漢簡《莊子》等儒道文獻的研究最為用心。這一方面的代表作,大都已經收入其論文集《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古文獻叢論》之中。郭店楚簡發表以后,先生對其中的儒道文獻甚為關注,撰寫并發表了一批很有影響的論文。上博楚簡公布以后,他又以同樣的熱情對其中的諸子類文獻進行研究。先生討論這兩批楚簡中諸子類文獻的論文,大都已經收入其《重寫學術史》《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文物中的古文明》等論文集中。

  李先生在概述簡帛古書時,經常會論及簡帛詩賦文獻及其學術價值。此類文獻目前發現較少,他的專門之作也只有《<唐勒>、<小言賦>和<易傳>》一篇。

  李先生對兵書類簡帛也很重視,撰寫過《<孫子>篇題木牘與佚文》這樣專門討論兵學文獻的文章。此外,他對銀雀山漢簡中以論兵為主的《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作過專門研究,對張家山漢簡中的兵陰陽文獻《蓋廬》也作過討論。

  李先生對簡帛數術文獻一直很有興趣,撰寫過不少討論子彈庫楚帛書、睡虎地秦簡《日書》、馬王堆帛書數術文獻、張家山漢簡《算數書》、尹灣漢簡《博局占》的專文,為簡帛數術文獻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李先生在整理馬王堆帛書、張家山漢簡中的方技類文獻時,對其中的《五二十病方》《引書》等醫籍也作過研究。

  李先生認為,秦漢律令雖然不在《漢書·藝文志》的著錄范圍,但也可以按照研究簡帛書籍的方法進行研究。他在整理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中的法律文獻時,對秦律、漢律與《周禮》的關系,《二年律令》《奏讞書》等法律文獻所反映的各種社會現象,也作過專門研究。

  簡牘文書雖不是先生的研究重點,但他對包山楚簡、郝家坪秦牘、龍崗秦牘、里耶秦簡等年代較早的簡牘文書也作過專門討論,這些討論對后來的研究頗具指導和示范作用。即使是對年代略晚一些的居延漢簡,他也撰寫過《談“張掖都尉棨信”》這樣的專門論文。

  因為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先生對戰國秦漢簡帛的各個方面都作過研究,但他關注的重點明顯是在簡帛書籍特別是其中的六藝、諸子兩類書籍上面。此外,他對秦漢法律文獻也多有討論。這樣的偏重或選擇,固然與材料的多寡及其抄寫年代的早晚有關,但更主要的是與他的治學旨趣有關。先生一生治學,是以探究和重新評估中國古代文明為己任。而出土簡帛中的六藝、諸子類文獻,正好反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或精華,對了解和認識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度和深度具有決定性作用。至于秦漢法律文獻,對了解、認識戰國秦漢社會的結構和面貌大有裨益,在古代文明研究中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簡而言之,先生不只是單純為了讀懂簡帛文獻而研究簡帛,而是為了重新評估中國古代文明而研究簡帛。為此,他在研究簡帛時不僅重點突出,而且也特別注重研究方法。

  

  李先生研究簡帛的方法,與他研究整個古代文明時的方法基本一致,即力求對簡帛材料作多學科交叉的綜合性研究。具體地說,他大致是從古文字學的方法入手,先對戰國秦漢簡帛文獻進行準確釋讀;然后在此基礎上對簡帛文獻作多方面的考察,特別注意使用考古學所注重的比較方法,即將簡帛文獻與其他考古資料及傳世文獻進行比較;同時注意從學術史的視角,對一系列重要問題進行反思;進而與其他相鄰學科得到的認識融會貫通,形成和提出了一些正確認識或評估中國古代文明的主張。

  雖然先生研究簡帛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讀懂簡帛材料,但他對讀懂簡帛材料的工作卻十分重視,并為之付出了極大的努力。憑借深厚的古文字學和文獻學素養,他首先在簡帛材料的釋讀即簡帛文本復原方面作了許多重要工作。先生在簡帛文本復原方面的成就,既體現在他主持或參與撰寫的多種戰國秦漢簡帛整理報告之中,也體現在他撰寫的許多研究文章里面。先生是一位洞察力超強的古文字學家,雖然平時不可能只專注于簡帛字詞考釋,但他在簡帛字詞考釋特別是在一些關鍵字詞的考釋方面也時有獨到甚至驚人的發現。例如,清華簡《算表》中有一個寫作“釮”的字,從《算表》的運算規律可以看出,它應當表示“半”和“半”的乘積,也就是四分之一。可是“釮”為什么是一個表示四分之一的字,卻很不容易回答。先生在《釋“釮”為四分之一》一文中,先根據楚簡中“緇”字的特殊寫法,推斷“釮”是“錙”的異寫;又指出秦國的“半兩”錢也有將“半兩”寫作“兩甾(錙)”的情況,既然“兩錙”相當于“半兩”,則“一錙”自然就是“四分之一兩”了。他還根據荊州黃山墓地出土的三件環權上分別刻有“一兩”“半兩”“才兩”銘文,而經過實際測量后又知道它們的重量正好是以一半的比例遞減,推斷“才兩”中的“才”也就是《算表》中的“釮”;“才(釮)兩”一詞的出現,說明“才(釮)”和“半”一樣可以作為數字使用。又如,包山楚簡中有一個表示國名的“郙”字,以往一直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他在《包山楚簡“郙”即巴國說》中將“郙”讀作“巴”,并從多方面作了論證,很好地解決了這一疑難問題。先生不僅善于運用古文字學的知識或方法解決簡帛釋讀中的難題,也善于利用簡帛材料中的線索去解決古文字研究中的難題,如《“桓”字與真山楚官璽》《釋東周器名卮及有關文字》等文,就是利用楚系簡帛材料中的線索成功釋讀古璽和金文疑難字詞的范例。

  與字詞考釋相比,先生顯然更重視分析或論述某一篇或某一類簡帛文獻的內容及價值。他經常率先對新發表的簡帛材料進行解讀,像《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奏讞書>解說》《初讀里耶秦簡》《初識清華簡》這一類文章,從標題就可以看出,是在為新發表的簡帛材料進行導讀,也是在為以后的研究提供指南。還有一些文章,則是對某一種簡帛文獻的內容或性質進行深入討論。如馬王堆帛書《黃帝書》中的第三篇《稱》,內容多為格言匯編,與常見的子書議論文體頗不一樣,學者所論皆不透徹。他在《<稱篇>與<周祝>》一文中指出,這種匯集格言的文體在古代并不罕見,在《老子》一書中就已經有所體現。又舉出收錄在《逸周書》中的《周祝》一篇,發現其內容也多由互不連貫的格言組成,與《稱》篇相類。他還指出,古代的“祝”與“史”相通,《稱》成為《黃帝書》中的一篇并非偶然。有時候,簡帛文獻內容的討論往往與字詞考釋緊密相連。例如,馬王堆帛書《黃帝書》中的第二篇文獻,其標題是“十大經”還是“十六經”,以往學者聚訟不已。先生在《馬王堆帛書<經法·大分>及其他》中指出,“大”“六”兩字在帛書《黃帝書》中時相混淆,需要進行仔細分辨和研究。他在論證《黃帝書》中第一篇文獻《經法》的第四個章題為《大分》而不是《六分》的基礎上,贊成此處釋“大”之說。更為重要的是他接著指出,此處涉及標題的“十大經凡四千……六”一段,應當參照《黃帝書》中第一篇文獻《經法》的末尾“《名理》。《經法》,凡五千”,標點作“《十大》。《經》,凡四千[五十]六”。也就是說,《十大》與《名理》一樣是章題,《經》與《經法》一樣是篇題。先生進而仔細分析帛書的內容,并援引古書中的篇題實例,對此處以《十大》為章題、以《經》為篇題作了合理的解釋。這樣,他不僅成功地解決了“十大”與“十六”的釋讀分歧,而且還為《黃帝書》中的第二篇文獻找到了篇題,可謂意義重大。

  李先生在研究簡帛文獻時經常使用比較的方法,即有意將簡帛文獻中的記載與其他出土資料及傳世文獻中的記載進行比較。前者如《清華簡<祭公>與師詢簋銘》《由清華簡<系年>重釋沫司待疑簋》《讀<系年>第三章及相關銘文札記》等文,后者如《秦簡與<墨子>城守各篇》《<鹖冠子>與兩種帛書》《竹簡秦漢律與<周禮>》《從簡帛佚籍<五行>談到<大學>》《郭店簡與<禮記>》《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等文,單從標題就可看出其鮮明特色。

  正是在這種以比較方法為主的簡帛研究中,先生發現以往對中國古代文明曾經達到的高度估計不足。在從事甲骨學、青銅器及考古學研究時,他也已經對中國古代文明的長度和廣度有了與以往頗為不同的評價。將這些從不同學科或領域得到的新知匯通以后,他覺得以往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評價明顯偏低,于1981年就提出了重新評估中國古代文明的主張。也是在研究簡帛書籍并將其與傳世文獻進行比較的過程中,他與一些同行都注意到了疑古學派在古書辨偽方面存在的失誤。在為一些以往被判定為偽書的書籍進行“平反”的同時,他已經意識到需要對古書進行一次新的反思,后來則更為明確地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的主張。他在研究簡帛書籍的過程中還逐漸認識到,根據新發現的簡帛書籍,加上得到重新肯定的那些傳世文獻,對學術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可以得出與以往頗為不同的結論,因而又提出了重寫學術史的主張。先生提出的這些主張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并且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們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印象和認識。

  李學勤先生的學問博大精深,他研究簡牘、帛書的成果也甚為豐富,并且涉及面非常廣泛。限于篇幅及筆者的學力,以上的介紹頗為粗略,掛一漏萬之處在所難免。令人欣慰的是,一套全面匯集先生學術論文的《李學勤文集》即將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先生討論簡牘、帛書的論作也已全部收入,屆時讀者一定能夠因此而對先生的學術貢獻特別是在簡帛學上的貢獻有更為全面的了解。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劉樂賢

編輯:余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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